他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说，但自从1993年国会服务法令废除后，国会的人力、财政资源皆受行政机构所控制，导致国会受政府牵制。
他指出，国会服务法令在1963年至1993年间仍生效时，国会有权自行决定调配国会的资源，毋需经过财政部或公共服务局核准，然而法律被废除后，经费需通过财政部，聘请官员时则由公共服务局安排。
2机构冲突不断
旺朱乃迪说，只要稍微了解国会的发展史就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冲突从未间断。
“行政机构是会不断地尝试著支配著立法机构，而立法机构则需要摆脱其控制，以求独立运作。”
政改研究所政策研究员王维兴也指出，目前的行政权，主要集中在首相手上，单是一个首相署，便拥有65个单位。一个首相署的拨款超越一个州政府，包括国会在内，许多重要的决策单位都在其手上。
他说，应该让国会恢复其机构，让国会遴委会来决定本身的预算案，挑选自己的公务员。
王维兴指出，如果让议长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也较不受首相所支配。
他表示，在一些国家，副议长由反对党出任，正副议长可以互相制衡。
朝野政治斗争 错失改革机会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督旺朱乃迪表示，在过去5年中，国会原本有机会推动改革，却因为国会议员间的政争而白白错失机会，全套改革国会的建议白白泡汤。
他说，国会曾设立一个由他本人为首的委员会，以检讨国会自1956年就未曾改革的落伍措施，扩大国会的功能。
他指出，这个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恢复已在1993年废除的国会服务法令、执行国会权限下的特权和薪酬，以及提高国会议员的待遇，该建议也纳入2012年财政预算案中。
他表示，该改革方案最后却因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鲁莽的反对，全部撤回。
旺朱乃迪指出，该委员会原已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推动议会改革，该建议也获得所有委员包括民联议员的同意。
“结果安华却在尚未摸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就贸然反对提高国会议员的津贴，民联议员在安华反对后，纷纷在国会走廊开记者会，附和安华的观点。”
他说，由于提高津贴是该项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最后政府以国会改革建议未能获得全体国会议员支持为由，将整套改革国会的建议驳回。
旺朱乃迪对这项由他一手推动的改革努力泡汤感到心痛，他表示，国会议员在必要时需要暂时政治将放一边，向行政机构表明，拒绝受其支配。
“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这是安华犯下最大的错误。”
他指出，该委员会的民联成员，明明在委员会内同意改革建议，竟然在投票表决时，只能跟随安华的步伐提出反对。
“他们只能私底下向我投诉，为何安华未谘询任何人的意见，就提出反对。因此我藉一次机会，告诉其中一名之前在委员会内的公正党国会议员，你不适合成为委员会成员，因为你在委员会中讲一套，在委员会外你讲的是另一套，这真是名符其实的误导国会。”
他说，所有的问题在于，国会议员投票时，不是根据本身的良知，而是以党领袖及党鞭的指示来行事。
提供议员研究员提升素质
瓜拉雪兰莪区国会议员祖基菲里阿末认为，若要提升国会议员的素质，应让议员获得足够的资源，包括聘请研究员进行研究工作。
他说，每名国会议员应获得国会提供2名研究员，以协助研究各项在国会提呈的法案，继而提升国会议员的辩论素质。
他强调，国会议员在辩论前须了解各项法案，因此希望国会能直接提供研究助理给国会议员，或拨款让国会议员自行聘请研究助理。当提呈涉及一些特定领域的法案时，国会应为议员提供特别汇报会。
他也建议成立类似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单位，为议员提供政府的预算及开销资料。
祖基菲里认为，国会应修改辩论法案的程序，当有关法案进入委员会阶段辩论时，应允许议员向相关专家谘询意见，为法案的细节提供更实际的意见。
他指，现有的国会程序令委员会阶段的辩论无法发挥真正效力。
王维兴指出，在澳洲等国家，正副部长、反对党领袖拥有研究人员，连每名国会议员都有研究员协助他们进行研究工作。
他说，但在我国，甚至连反对党领袖都没获得这方面的资源。
但旺朱乃迪说，议员辩论的素质确实不佳，但不能全归咎于国会资源不足。国会拥有资料非常健全的图书馆及12名研究员，但大部分议员并没善用这些国会的资源。
“试问过去5年来，我们有多少国会议员有进过国会的图书馆，并向国会研究员求助？有充份经验的国会议员，如林吉祥、陈胜尧可能有，我本身也经常使用。”
他指出，很多议员更喜欢上网找资料，却没有进一步确认这些资料的可信度。
根据良知投票 党鞭制须检讨
过去5年中，国会通过数项备受争议的法案，如证据法案114A条文及自动执法系统，虽然一些国阵议员也表明反对，但在表决时，依然不得不遵守党鞭指示，支持让法案通过。
在民联也同样受到党鞭的约束，这已引起党鞭制是否有必要检讨的疑问？
旺朱乃迪认为，党鞭制确实有必要检讨，让国会议员能根据自己的良知去投诉。
但他指出，即使在英国，也是从1990年代起才开始以根据本身的良知来投票。“英国1227年开始有国会，也需经过800年过后，才出现不受党鞭制的约束，只根据良知来投票。”
他说，马来西亚的国会只有50多年的历史，我们的国会仍非常年轻，但不能因此责怪政府或任何人。
王维兴则认为，所有进步的西敏寺模式的国会都有党鞭制。党鞭是执行党的意志，因为党鞭需要作协调工作，然后需要确保党的纪律。
他说，在我国朝野双边的党鞭制其实都很弱，国阵方面在2009年险些让财案无法过关就是明显的例子；民联则发生槟城通过反跳槽法案时，有议员出国事件。
他表示，党鞭的问题应分两个层面来谈，在纪律方面是要必要加强；但一些争议性课题，比如涉及宗教或道德课题，应让议员凭良心投票。
“其中一个例子是，是否该允许安乐死，类似这样的课题不能让党鞭去支配，应以让议员良心投票。”
王维兴说，某些课题是超越政治的，当一议员不支持安乐死，却要求他根据党的立场支持安乐死，这是不应该的。
他表示，莱纳斯稀土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丹的选民都反对稀土厂计划，如果该选区是由一名国阵议员代表该选区，国阵应让他有自主权，选择是否支持该计划，否则将难以面对当地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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