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黄泉路上不分老少，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只是死也有好死与歹死之分。理想地说， 一个人一生能善生、善终、善别而不是歹生、歹终、歹别是最无憾无悔了，只可惜有不少人是死得痛苦，死得难看。之所以，也与医疗技术的进步有关。这确是一个侼论。
俗语有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多是较短命，可现代人则长寿得多。问题是，若是老得健康，少病少痛固然是最理想；可许多人则是老得不健康，多痛多病。君不见大马公共医院每天均人潮汹涌，看一个病也可能要等上好几个小时。
时常进出医院的中高年病患中，有很大比例是患上慢性疾病要长期吃药复诊。这类慢性病人若少痛苦去世，可说是难得。
麻烦的是，随著医疗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维生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不少时间到了的病患能得到生命的延续。从好的方面看，能延长生命当然是好事；但是也有不少情况是病人已进入未期状态，或是处于难以逆转的昏迷状态或是成了半死不活的植物人或半植物人。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延续病患的生命就成了争议。
据此就生产了各有所见的医疗争议，一种看法是，若患者真的已被确定无可救药，而维生医疗如开洞插管使病人在痛苦中得到生命的延续，是在折磨病人。为此，应允许病人提早结束生命，使他少受痛苦与有尊严地走。安乐死便是这其中一个选项。有些国家如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纽西兰是允许提早结束生命的。
除了安乐死之外，还有一种准时走人而不是提早走或硬性延长生命的方法。这项个选项在台湾称为“预定医疗决定”，这是病人自主权利思想下的产品。它是尊重病人的意愿而可以合法进行的准时结束生命的处理方式。
之所以会有这种预先安排，是考虑到临终折磨与痛苦，有道是生有时死也有时，即然是生死有时，时间到了便该让病患准时走到人生的终站。毕竟，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历程，人一旦出世在生命成长的同时也是一个生命在倒数进程，或迟或早都是死路一条，无人可免。
理解到这一点，便使人领悟到，既然迟早要走，若本人已是末期病人或长期的植物人，那又何必承受著维生医疗的痛苦来维系生命？
这里的问题不是不重视生命，而是要重视生命品质。若处在末期状态也被医疗团队确认无法再挽救又何必让病人痛苦的延续生命，拖延到终点站？这不仅仅是种功利思想，如拖累家人或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是承受著莫大痛苦延续活下去又有何意义？既然已确定回天乏术，又何必多经受无意义的痛若，在痛苦中最终去世？知名的台湾言情小说家琼瑶便是在这种思路下决定准时到站，不要误点到站。琼瑶生前便已公开呼唤台湾应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简称疾病法）与《预立医疗决定》。
为何要预立，道理也很简单。当病患进入未期状况通常也神智不清，无法清醒地为自己做出明智决定。考虑及此，便应在生前，尚未进入末期状况时做出明确决定，是否要在进入末期状态时，用人工手段延续已命中注定走人的生命？特别是，当这种延命方式是极大程度地增加患者痛苦的维生方式。
病人自主决定权
如提早到站一样，准时到站也难免引起不少争议。从医疗伦理的角度看，不论是提早到站（协助自杀）或是准时到站，皆可让病患在较少痛苦的情况下安然离世，应该是合乎患者家人与社会的想法，只是也应看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很难有两全其美方案，协助病人自杀或让病人善终也可能产生被滥用的可能；甚至逼患者生有自杀的念头。从而两害取其轻的角度看，只要是病人生前清醒时已预先签名认可，在无可挽救的状态下准时结束其生命，而不必让其痛苦地半死不活地活下去应是可以接受的。
重点是，这是病人生前自主自愿决定的，而不是受到压力做出的决定。
其实要不要医到底，延命到底也应视情况而定，若医疗团队已确认死定又何必让病人多承受不必要也无意义的痛苦？
就此而言，就涉及了教育与观念改变之事宜，通常看法是理应医到底，抢救到底，不到最后一分钟也不放弃。这种尽人事想法也有其道理。只是尽人事后，也要接受“听天命”的结果。人生有些事是无可奈可的，向死而生便是其一。
死路一条本来就是人生最终的归宿。若能泰然离世是最好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减少痛苦地道别也不失是一个选项，既然只是一个选项，而且是自主的选项，就无必要反对。只要病患没有签《预立医疗决定》书，便不能执行。在这个讲究主自选择的时代，多一个选项当然是比少一个选项好。尽管这可被滥用。可也不能为此而取消这个选项。问题是若有家人在最后关头反对按照病人的意愿执行“准时到站”医护人员恐怕也只能“依法行事”。
要医到底还是适时放弃确是个难题。
对一些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而言，不论是安乐死或是预立医疗决定均是违反信仰的做法。因此，这类法律不易在有强烈宗教传统地区被接受。只是，随著人口老化的进程，医疗资源的紧缺与观念渐进改变，有可能会有日益多的国家与地区接受安乐死或预立医疗决定。因为，可能会有更多人认为这是更“合乎人性”的死法。既然已决定必死又何必经受临终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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