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场面试中,已婚女性往往会被问及一个问题:“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这个看似普通的问题,其背后的含义却显而易见,尤其是在政府于2022年修订《雇佣法令》之后。如果面试者回答“没有”,但入职后不久怀孕,雇主可能会将其视为“欺骗”,认为求职者为获得工作而隐瞒事实。而对于单身女性,面试时可能会被问及:“近期是否有结婚的计划?”这样的提问不仅令人尴尬,更让女性感受到职场对其婚育状况的不合理审视,甚至比被问“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价值?”更具伤害性。
尽管政府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已有所改善,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现实中,职场、生活乃至传统观念仍然对女性施加诸多不公平待遇。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女性的个人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的公平与进步。
职场上隐性歧视
尽管法律已规定性别平等,但现实中,女性在职场上仍遭遇诸多不公正待遇。根据求职网站Monster.com于2019年的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马来西亚母亲承认,生育导致她们错失职场机会,并在职业发展中持续面临挑战。此外,大多数的女性受访者表示,需要更大的灵活性来平衡家庭与工作。
为改善女性在职场上的待遇,政府于2022年修订《雇佣法令》,并于9月1日正式生效。修订内容包括将女性的有薪产假从90天延长至98天,同时给予男性7天有薪陪产假。此外,法令明确禁止雇主因女员工怀孕或因怀孕相关健康问题而解雇她们。然而,这项政策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仍有待观察。因为女性本就因为婚育问题常常在职场上被视为“不够投入”或“缺乏持续性”,这项政策可能无意间加剧雇主的顾虑,成为女性求职和晋升的隐形障碍。
总体而言,尽管政府和社会已采取多项措施支持女性产后重返职场,但仍需持续优化政策,以避免女性因此遭受新的隐性歧视。毕竟,雇主在考虑自身利益时,也需权衡额外的成本,例如支付有薪产假期间的替代人力费用。因此,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如何平衡企业与员工的需求,依然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但是,随著社会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提高,仅靠单方收入已难以满足家庭需求。因此,鼓励女性产后重返职场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公共政策应全方位支持女性就业,例如减少薪资歧视、提供创业支持、完善托儿服务,以及提升公共医疗和教育质量等。
一个实际的例子是,人力资源部与爱妈子产后护理中心(Amazing Confinement Care Centre)合作,推出专门帮助B40群体女性提升技能的计划。该计划不仅免学费,还为学员提供每月500令吉的津贴,帮助低收入女性接受专业母婴护理培训,从而提升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独立。这类合作项目不仅能帮助女性提升职业技能,还能为家庭增加收入,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可谓双赢之举。
若要再进一步促进女性就业,政府和社会需要从多个方面加强支持。首先,政府应提供更多针对女性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计划,尤其是帮助因育儿或家庭责任而暂时离开职场的女性顺利回归。此外,政府可以推行一些有利于女性员工和雇主的双赢政策,保护女性在职场上的权益,同时通过奖励机制鼓励雇主优化企业文化,为女性创造更友善的工作环境。
在企业层面,实行更灵活的工作制度至关重要。例如,推动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或兼职岗位,使女性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同时,完善职场托儿服务,如设立企业内部托儿中心或提供托儿补助,能有效降低女性因育儿问题而被迫退出职场的风险。对于积极实施这些措施的企业,政府应给予适当的支持和补助,以鼓励更多企业采纳此类友善政策,共同推动职场性别平等的发展。
然而,社会观念的改变才是减少女性歧视的关键。政府和媒体可以通过宣传与教育,提高公众对性别平等和职场包容性的认识,减少对职业女性的刻板印象。例如,推广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的成功案例,鼓励企业采取公平的晋升机制,让更多女性能够凭借能力获得职场上的认可,而非受到性别因素的限制。
真正性别平等还需努力
简而言之,2022年修订的《雇佣法令》虽在表面上提高了女性在职场上的权益,但背后造成的隐形歧视,我们也要想办法解决。雇主想要提高员工效益和降低人事成本是人之常情,政府应透过一系列的奖励和辅助措施去降低雇主的顾虑,甚至要让雇主觉得聘雇女性员工是一件有好处的事,我们才能基本消除当今女性在职场上所面临的隐性歧视。
尽管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已采取多项措施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但要真正实现性别平等,仍需持续优化政策,并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携手合作,为女性打造更加公平、包容的职场环境,使她们能够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并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这不仅能提升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也将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职场与生活中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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