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均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多元种族宗教社会；因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若不能处理好这些涉及经济增长，公平分配、民族与宗教平等及稳定与发展的冲突；其结果将是，既无相对的稳定，也无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学者黄云静等，在《发展与稳定：反思东南亚国家现代化》一书里（2011），有一章专论大马处理稳定与发展关系的手法，文中运用了当代社会学科的前沿理论解剖大马的处理方式。
作者认为，大马是采用刚柔并济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机制性）手法，来处理这个难题。所谓强制性手段，顾名思义，是用严刑峻法如《紧急状态法令》、《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大专法令》、《出版与印刷法令》、《煽动法令》或最近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等，来管制异议份子。只是，除了这些严刑峻法外，《联邦宪法》中的不少条款与公共政策如新经济政策，也是巩固强制性稳定的法律与非法律手段。
高压难保政权
我国联邦宪法中，一些有关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的内容，是具有强制性的；其中有关马来人特殊地位、伊斯兰为联邦的宗教、非马来人的公民地位、统治者的地位等，属于敏感课题，连议员也不能在议会中辩论。同理，新经济政策也具有强制性性质，是用行政手段，来管制族际关系，特别是有关重组社会结构的部份。
有论者认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强制性稳定的机制，有其阶段性的作用，惟它应该是权宜之计，而非长治久安之计。伸言之，长远来看，还要靠非强制性手段，来实现稳定与发展，而这两者，又具有互补性作用，情况就如增长与分配一样。有相对的稳定，才有发展可言，而一定程度的发展，又为稳定提供基础。毕竟，这是个信息化与盛行比较的时代，一国若没能搞好发展，仅靠强制性高压也难以保住政权，如最近缅甸的例子。实则，中东的乱局之所以如此持久，缺乏稳定与发展是重要的因素。若不能实现稳定与发展，中东将难有宁日。
既然强制性稳定只能是一时之计，而非长治久安之策，那就得提高非强制性（机制性）稳定的作用，以机制性稳定为主，而非强制为主。在大马，非强制性稳定机制包括，一定程度的公民自由；议会选举；精英协作以及政治文化。
根本自由受约束
按照我国联邦宪法5-13条款，我国公民享有一些“根本自由”，其中包括表达的自由，如言论、集会与结社的自由。只是，由于我国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1948-1960年处于紧急状态下），这些根本自由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如不能破坏社会安全、公共卫生与公共道德等。若违反这三项，国家便可介入中止这些根本自由。这里就涉及了什么才是构成威胁公共安全、卫生与道德的争议。
另外，宪法第149条款，也允许政府立法限制“颠覆行动”，第150条款更有关宣布紧急状态，可中止议会。这些限制性条款依然没有修改。因此，如何适度地让人民享有表达自由，以便政府能及时回应民情民心民意，便是个应与时调整，合理放宽的智慧。
与此同时，也应认识到，社会不满或冲突，也有依强度、中强度与高强度之分，更有暴力与非暴力之分。非暴力的表达不满，是具有正当的渲泄作用的，不加以合理疏导，而一昧压制，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实则，连中国与越南，也已适度地放宽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就议会选举制言，它除了可以让执政者看到民意之向背，也可借由选举，使执政者得到执政的正当性地位，可谓一举两得。只是，在大马，执政者常会用各种手段保障其执政地位，以便让选举具有民主的形式，而又不会危及到其政权。此点，最清楚地反映在选举制度与选区划分上。因此，如何使选举更自由与公平，让各政党或联盟可公平地自由竞争，已成了重大争议。
另一个大马特色的手法则是上层的精英协作与讨价还价，这一点与“精英民主论”倒有类似之处。精英民主理论认为，人民通常是短视近利的，缺乏大局观与长远观。因此，不宜使政治太过大众化；否则，执政者或其挑战者，就会走讨好民意而非求好的民众（粹）主义路线。
在多元社会，上层的精英协作，理论上可以减低政治过度大众化与情绪化的作用。只是，在实践中，又未必如此。如大马一向标榜权力分享，可实际上又是搞独霸，以致精英协调变得有形无神，反而得靠形势而非协作，来迫使政府做出政策调整。
如19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新经济政策的严厉性，主因恐非出于精英协作，而是为形势所逼，如在1985-86年这期间，公共债务占了生产总值（GDP）的100%！同理，1990年代做一些小开放，主因也是形势使然，而非源自协作（这是笔者个人的判断，而非作者之言）。
此外，大马的国家原则，或大马国族（Bangsa Malaysia）的理念，也是种非强制性稳定的要件。多元族群国，需要公民具有至少双重的认同，即原初的族裔认同与超族裔的公民性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