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福案发生时，行动党仍是联邦层级的反对党，其核心使命是推翻国阵政府。而赵明福作为雪兰莪州议员助理，在反贪会办公楼离奇坠亡，恰好为行动党提供了批判体制的完美素材。火箭迅速将事件建构为“国家机器迫害反对势力”的象征，通过突出赵明福的华裔身份，反贪会程序瑕疵，以及死者与执政党的直接对立关系，成功激发华社对系统性压迫的集体愤怒。
街头示威、周年纪念、司法复核等策略形成组合拳，既巩固了行动党“社运先锋”的形象，也为其积累了推翻国阵的政治资本。当时的行动党无需为体制背书，其生存逻辑建立在对抗与揭露之上，赵明福案自然成为其道德动员的旗帜。
然而，如今行动党在面对财政部官员林裕威案时，其身份已转变为执政联盟的关键成员。林裕威作为财政部公务员，在办公场所猝死且警方快速排除他杀，本可引发对职场安全或官僚体系透明度的质疑，但行动党选择集体沉默，这种反差本质上是权力逻辑对道德立场的碾压。
作为执政党，行动党必须维护国家机构的权威性，质疑警方调查结论等于否定自身参与的政府公信力，陷入自我合法性危机。更关键的是，团结政府的存续依赖巫统等传统政敌的支持，若行动党重演赵明福案的抗争模式，可能被盟友视为破坏合作默契，触发执政联盟崩解的风险。这种从“破局者”到“护局者”的角色倒置，迫使行动党将联盟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
两案的可炒作性差异也左右了行动党的策略选择。赵明福案具备政治叙事的天然优势，即是反对党成员，案件涉及反贪调查，程序漏洞确凿，能轻易让公众联想到司法不公的画面。反观林裕威案，死者属于技术官僚，且公众注意力已被当下物价上涨，改革停滞等更为贴身的课题所分散。尽管警方的调查结果饱受舆论的质疑，然而当政治回报率不足时，行动党作为理性行动者必然降低介入力度。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社会环境的转移，2009年的我国仍深陷族群政治的氛围，行动党借赵明福的华裔身份强化“族群受害者”叙事以巩固华裔选票的基本盘。但现在的火箭正试图突破华裔票仓，争取马来中间选民的支持，此时若炒作另一华裔公务员之死反而可能被对手贴上“煽动族群情绪”的标签。这种从“族群代言人”向“全民政党”的转型需求，进一步压缩了行动党的道德表演空间。
行动党的沉默也暴露多党联盟制度的脆弱性。在团结政府中，内政部长由公正党成员担任，警方调查的独立性直接关系到盟友的政治声誉。若行动党公开质疑林儒文案结论，不仅会恶化与公正党的关系，还可能被国阵巫统等借机攻击，引发执政联盟内部的多米诺效应。这种权力制衡下的“自我审查”，凸显行动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不得不将大量政治资本消耗在维持联盟团结上，其原本鲜明的抗争性因此被体制驯化。某种程度上，这种妥协正是我国政治从街头对抗走向协商民主的必经之痛，却也暴露出新兴执政党在道德理想与权力现实间的撕裂。
行动党执政以后的态度一再反转，本质上揭示了政治生存的残酷法则。在野时，让人听得热血沸腾的正义演讲是争夺权力的武器；执政后，权力维系却成为首要命题。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转向虽招致“背叛理想”的批评，却反映出我国政治正从激情抗争迈向现实治理。对行动党而言，如何在执政联盟中平衡道德光环与权力理性，将在接下来日子里一再考验其政治智慧。毕竟，权力殿堂里的生存游戏，远比街头抗争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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