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启动对等关税大棒后，马来西亚如何应对这场外交与经贸冲击，理应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民政党主席刘华才在东方日报撰文提出质疑，指出我国至今仍未与特朗普通话，并批评政府选择透过亲信接触而非正式外交渠道。对此，另一名作者曾达卫撰文反驳，认为刘的言论是“键盘式批评”，并批评所谓“电话外交”不切实际。
问题是，刘华才的说法或许未尽周全，但作为在野党的监督质问，提出马美沟通滞缓的问题并非没有道理。评论若真关注国家外交，就应聚焦实质问题，而不是轻易贴标签、贬低质疑。尤其当曾达卫批评在野党时，却回避了执政阵营过去在外交议题上更为情绪化的历史，就显得标准不一。
2017年，时任槟州首长林冠英曾公开称特朗普为“白痴总统”，扬言“不会见这种人”，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当时舆论却并未批评其“外交无知”。如今刘华才仅因质问“为何电话未通”就被严厉批判，难免令人质疑：我们讨论的是外交策略，还是阵营忠诚？
如果“电话外交”真的如曾达卫所说“不切实际”，那为何安华本身却选择主动致电纽西兰总理，讨论对等关税议题？在某些场合主动联络是“灵活部署”，换到马美关系却成了“误解外交”？这样的评论逻辑，令人困惑。而“布城电话打不进白宫”，是否已经成为事实？若连基本的首脑沟通都难以落实，这样的外交困境，是否更需要来自各方的问责和提醒？
事实上，刘华才所提问题并不轻浮。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首脑已与特朗普通话，而我国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却始终“电话打不进白宫”。这不是一句“外交复杂”可以搪塞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国家话语权是否在国际场域逐渐边缘化的具体体现。
当然，我们不否认安华政府亦有展开区域协调、通过东盟渠道寻求集体回应美方关税。但多边协调并不能替代双边主权外交的基本沟通能力。若连最基本的首脑对话都未能建立，所谓“东盟共识”也难以落实于实务。
刘华才的部分表达确有政治修辞，像“马斯克中间人”的揣测未免夸张；将外交困境寄托于一通电话的成败，也确有简化之嫌。但若因此就全盘否定他所提出的现实问题，不仅是不公，更可能让我们错失一次检视国家外交系统的契机。
我们可以不同意刘华才的部分论述，但不能因其身份标签，就抹杀其发问的正当性。外交是否通得上，是政府的能力问题；但民间是否允许有人提出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民主强度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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