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极端，挺中庸，是当前大马的热门话题；只是，看上去，似乎华社的热情比他族更为热烈。尽管如此，做为一种处事或人生态度，中庸之道自有其一定的价值，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孔子或伊斯兰，也有提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与讲诚信、著民本、守秩序一样，均是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项目；只是，也应看到中庸之道并不必然等于公正或明辨大事大非。若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人权、理念或法治做为基础与指导原则，中庸之道也有可能劣化为“和稀泥”，混著过、不认真对待或解决问题。
在多元族群、宗教群的大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恐怕比中庸之道还重要。提倡普世伦理的学者与宗教人士，便多认为恕道是处理教际关系的黄金定律。就现阶段的大马言，要使中庸之道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手段，尚须配以更重要的公平施政及公平对待各族群；若否讲了等于没讲。
中产巩固民主
进而言之，在现代社会，由于盛行比较，信息也较易取得，故要落实中庸之道，还必须打造一个中间大、两边小的中产阶级至少占到收入阶层40%或以上，蛋形社会结构，才有落实的基础。此点，古人早已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有恒产，方有恒心”，有一定资产的人，行事才会较多顾忌，较投鼠忌器。也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者多认为，打造中产阶级，是巩固民主的基础条件，缺乏强大中产阶级的民主，也多是较不稳定或素质较低的民主。
显见，中庸之道并非只是个空洞的口号或理念，而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才可能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要人民守中庸之道、奉公守法，除了公平施政、公平待遇、打造壮大中产外，还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为法治，二为“清明政治”。一个国家若仅有法制而没有法治，或是用霸道手段来占法治国，利用有违基本人权的严刑恶法来压制人民的合理合法的基本人权与利益；那么，人民就无法守中庸之道。实则，连著重中庸的孔子与孟子也强调，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行仁政、王道，才能让人民心服口服。若否，人民是有革命的权利的。这也是何以，现代人谈民主，也多与法治结合一起谈。没有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法律的统治，人民就不会遵守中庸之道。因为，那等于是做顺民，而非有苦必诉的公民。
有道是政者正也，或上有所好，下必从之。若执政者不奉行勤俭节约，而好大搞派场，铺张浪费，自也不能要求人民遵守中庸之道。更重要的是，若执政者滥权，以权谋利，有贪不反，有腐不肃，谈中庸之道也只能使人感到犬儒，啼笑皆非。今天，中国与印尼的新领袖，均提倡反腐倡廉与奉行勤俭节约，这两个一体两面的运动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就马来西亚而言，敢敢反腐打老虎，可说是当务之急。当然，要打老虎，也得严以用权、公正用权，而非选择性地用权来打压政敌或异议者。一个国家的领袖或显要人物，只一昧空谈中庸，不正视根本的问题，如过度的贫富不均、朋党横行、霸占法律欺民压民，大搞威望项目、金权政治当道、公器私用；又如何落实中庸治国？它只能沦为口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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